康熙之后的雍正皇帝，同样对消防治理极为关注。他首先在康熙建立的“八旗都统等分班值宿”的皇宫和京城的防火救火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专业的救火班。雍正元年(1723年)雍正议准：
“火班处官兵，向系八旗各自酌量派委，六七十人不等，嗣后今八旗于满洲、蒙古、汉军各旗内，合派军兵七十人防备，令该班大臣、参领等不时巡查，如有旷课，将官兵从严治罪。”
雍正十年(1733年)，雍正又批准：
“火班八处，每处派参领一人，官员五人，领倌五名，马甲四十五名。备激桶(即水龙或水铳)八下，每处派参领一人，官员三人，领催倌三名，马甲二十七名。”
雍正还拟订了救火班附近居住的官兵的职责。雍正六年(1728年)规定：
“凡夜间遇有传集之事，火班处附近居住之官员兵丁，即令赴该救火班之大臣处呈递名牌，听其指示遵行。”
雍正对各地的消防也相当重视。雍正六年(1728年)，荆州失火，雍正很快谕旨内阁，传令各省：
“省会之区，居民稠密，人烟凑集，一或弗戒于失，每比屋延烧。被火之家仓惶搬运，兼有无赖棍徒以救火为名乘机抢窃。地方官员各率领街役赴救，而必力不齐，且救火之具不备，难以扑灭。昨因湖广荆州居民失火，蔓延邻舍。行令该地方官，仿照京城置备救火器具，以资防范。今著各省督抚一体遵照，于省会之地，多设水桶、水铳、钩镰、麻搭之类、分贮各衙门。令文武各官派定人役兵丁，倘遇火警，齐集救护，即时扑灭，并将抢火恶棍查拿治罪。向例地方失火，延烧房屋较多者，地方官员例有处分，近多视为具文，或曲为掩饰。嗣后著该司严查参劾，不得徇情隐匿。其或赴救不力，以至延烧多户至数十家以上者，着据实查考，严加议处。至于各府、州、县，并令该地方官预备防范，以副朕恤民御患之意。”
雍正十一年(1733年)四月初六日，湖南常德北门的居民失火，延烧兵民瓦单房一百八十户，其一千零四十八间。对此，雍正谕旨说：
“朕屡降谕旨各地方有司预备救火之具，倘遇不虞，即竭力抢救，此非不可以人力扑灭者。今常德民居偶尔失火，遂至延烧房屋千余间之是该地方救火器具平日并不留心，而抢救不用力可知矣。常德如此，则他省地方可以类推。若传旨通行晓谕，嗣司倘仍疏忽，因一二家失火而延烧多户者，定将该地方官人重议处，该督抚一并察议。”
雍正还对档案库之类重要场所的防火工作作了特殊安排。雍正七年十月初一日(1729年11月21日)，吏部文选司失火，延烧房屋数十间，所有档案被毁，使处理公事失去依据，造成严重恶果。雍正从中吸取教训，对档案防火作了专门布置。在吏部的上奏中谕旨：
“嗣后各部院衙门存储档案之处，应委笔贴式等官，轮班值宿巡查。至内部本章及各衙门档案，皆应于正本外立一副本，另外收贮。如本章正本系红字批发，副木即批墨笔存案。其他档案副本，或另用钤记以分别之。如此，不但于公事有益，且可杜奸胥猾吏隐藏改换之弊。其如何详悉定例之处，著大学士、步军统会同九卿议奏。”
会议结果规定为：
“在京各衙门卷牍收贮之所，应派笔贴式轮班值宿巡查。各省督抚题奏事件，例有副本送通政司，嗣后应令一并送阅，俟奏旨后，内阁将副本遵照红本用墨笔批录，另储皇史成。其在京各部院复奏本章，亦照此办理。至部复正本，向来兼写清、汉全录案呈，不免稽迟时日。嗣后所办副本，应无庸全录案呈，只以汉字缮写。又，各部院一切档案，应另立一册，将全案备录，印信铃盖，挨次编号。其存贮之所，亦酌派笔贴式值宿巡查。”
雍正这个“于正本外立一副本，另外收贮”的办法收到很大效果，使一些衙署大火之后仍然保留档案。特别是《四库全书》也沿用这个办法得以保存了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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